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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孟子将忍字用为动词，意味着使具有忍的能力。

而百家之学也正是此道的散于天下、无乎不在之数的表现。民众而以别险为务，则民乱。

（《开塞》） 至治，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，民人不能相为隐。关于《商君书》之真伪，学界存有异议：（1）郭沫若、黄云眉、顾实、刘汝霖等均以为伪。所以，在谈到三代之治时，商鞅对义还是进行了肯定的：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，民乱而不治，是以圣人列贵贱，制爵位，立名号，以别君臣上下之义。这也就是《更法》开篇申明的法正之本。（《开塞》） 然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他毕竟还是提出了自己对义的一种正面理解，即吾所谓利者，义之本也（当然，这也埋下了他后来之偏颇的伏笔，详下）。

在他看来，人之本性就是求利求名而已。……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，邹鲁之士、搢绅先生多能明之：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、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（《论语·雍也》[4]）这是试图先成就霸道（齐），再引向王道（鲁）。

这正体现了儒家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，也正是儒家之所以成功的奥妙之一。秦并海内，兼诸侯，南面称帝，以养四海，天下之士斐然向风，若是者何也？曰：近古之无王者久矣。…… 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必法古。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子部·儒家类一》） 那么，关于法与礼之间、霸道与王道之间的关系，荀子是如何看待的？略有三层意思：（1）礼法并用，王霸兼行：至道大形，隆礼至法则国有常。

商鞅的观点，倒是与韩非、荀子的性恶之说一致的。不仅如此，进一步说，儒家的仁爱有其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：差等之爱，这是生活情感的实情。

（《说疑》）[19] 商鞅也是如此：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儒家的宗旨。笔者倾向于后者，认为还是《四库提要》所论较为允当：今考《史记》，称秦孝公卒，太子立，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，惠王乃车裂鞅以徇，则孝公卒后，鞅即逃死不暇，安得著书？如为平日所著，则必在孝公之世，又安得开卷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？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，以成是编。[10] 这就是说，儒家六经体现了一原之道、古人之全或古人之大体。是以牧民之道，务在安之而已：天下虽有逆行之臣，必无响应之助矣。

曰：神何由降？明何由出？圣有所生，王有所成：皆原于一。（《壹言》） 爱民，自然就要利民。鞅曰：吾说公以霸道，其意欲用之矣。故曰安民可与行义，而危民易与为非，此之谓也。

民之归仁也，犹水之就下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。所谓义者，为人臣忠，为人子孝，少长有礼，男女有别。

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只有如此建构起来的礼法制度，才是正当的。采纳他们的治国方略的皇朝亦然，秦朝就是如此。

礼法制度的这种历史变动，所根据的恰恰是儒家的正义原则： （三）时宜为上 孔子说过：君子义以为上。…… 罚行则民亲，赏行则民利。欲干孝公以帝王术，挟持浮说，非其质矣——坚持偏离儒家正道的异端浮说。今王发明惠，诸侯之士来归义者。及至文、武，各当时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礼。相反，商鞅对人们通常所说的义进行了批评： 仁者能仁于仁，而不能使人仁。

一夫作难而七庙隳，身死人手，为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义不施，而攻守之势异也。（《开塞》） 然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他毕竟还是提出了自己对义的一种正面理解，即吾所谓利者，义之本也（当然，这也埋下了他后来之偏颇的伏笔，详下）。

三、作为商鞅变法根据的儒家正义原则 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，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儒家的正义原则。[18] 贾谊：《过秦论》，《贾谊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。

一体之仁，则是更为本源的情境，也是更为高级的诉求，就是孔子所讲的泛爱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、韩愈所讲的博爱（《原道》[16]）。众所周知，韩非出自荀门。

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。（《画策》） 然而，这种历史哲学却是不能成立的，其要害是否定了儒家仁→义→礼奠基关系的普世性，三个时代之间竟呈现为一种毫无干系的断裂。综上所述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就仁→义→礼（仁爱精神→正义原则→礼法规范）的奠基关系而论，法家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儒家的正义原则，这是其变法成功的保障。如果说商鞅、韩非确实出自儒家，那么，他们显然是儒家当中的这种辟儒、或孔子所说的小人儒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：丧失了儒学的精微、道本。

因此，他说： 今世主皆欲治民，而助之以乱，非乐以为乱也，安其故而不窥于时也。（《荀子·解蔽》）荀子早已指出： 法不能独立，类不能自行，得其人则存，失其人则亡。

只是韩非走得太远了：荀子王霸兼行，韩非专讲霸道。赏施于民所义，则过不止。

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有两个基本的方面：一方面是循礼守法的思想——克己复礼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。（《荀子·君道》） 然而商鞅正是由于不知法不能独立，最终背离了仁爱，那就不再是君子儒、而成为小人儒了，以至于无君子，则法虽具，……足以乱。

韩非与荀子的思想关联，正好是法家出自儒家的一个典型示例。（《靳令》） 他虽然说德生于力，但从他讲必得其心，故能用力的逻辑来看，根本上其实是德生于心。但是，商鞅在这方面毕竟缺乏一种更为明确的深刻的理解。（《商君书·画策》）这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

官设而莫之一，不可，故立君。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。

要之，在商鞅心目中，儒家的王道还是最高的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

并且第四次更是等而下之，只谈强国之术，满足秦公的富国强兵（《壹言》）之欲。（三）从《艺文志》《天下》看法家与儒家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，倒是汉儒对于法家的态度值得我们给予充分注意。